历史人文

据考古资料证实，早在五、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，武汉就有原始先民再次劳作，繁衍生息。如果从具有“早期城市形态”的盘龙城算起，可以说武汉城市的发展，已经历了三千多年。然而，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，现今武汉市区和郊区先后存在的“城”，无论是见诸记载，还是仍有遗迹可寻的，都不过是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堡，人口数量不多，居民成份单一，城池规模狭小，大多尚未定型。从隋唐开始，武昌、汉阳双城对立分治格局的确立，复合型、多元化的城市才真正形成。虽说武汉城市的形成，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，受封建政治的主导，亦即因封建统治者出于控制一方土地，集聚财富，搜括人口的需要而设置一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，导致城的兴筑，进而衍化出城市，但由于其特殊地理环境因素，使它又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城市，从一开始出现，便成为商业贸易的口岸。经济功能远胜于政治、军事功能而居于主要地位。其政治、军事地位，往往因战乱而突现，天下一统时，则随天下承平而减退。及至近代，张之洞、孙中山所看重的武汉，也是其通衢之利。孙中山在他的《建国方略》和《实业计划》中就称武汉是“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”、“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中心”、“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”。

武汉城市的兴起与生长有诸多因素，除前述之政治因素外，更重要的是其区位优势和地理环境。而后形成的人口成分、经济结构，乃至民风民俗、城市文化，均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一、自然造化的滨水江域

首先是得天独厚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，得水独中的地理环境，为武汉城市的形成提供了先天条件。秦汉以前的武汉城市，除盘龙城外，既乏文献记载，又缺实物资料。东汉末年以后，处于江汉交会之处的武汉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三国纷争时，魏、蜀、吴割据政权，为争夺这一门户，先后在此厮杀、征伐，设州立郡，得荆州必先得江夏，取健康必先取江夏。至唐代，处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，水陆交通发达，汉、湘、赣三大水系使湖北、湖南、江西三大区各自为单位，又以长江为中心横轴，北以汉江，南以湘、赣为纵轴，将三大区融会贯通，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交通结构。相对于全国，本区位于东西南北交通枢纽，长江横贯东西，连接巴蜀与江淮两大经济区域，正所谓“蜀麻吴盐自古通，万斛之舟行如风”。唐代中期安史之乱时，造成运河漕路阻绝，唐王朝所仰赖的江南贡赋，不得不依靠长江航运，先至鄂州（今武昌），然后溯汉江而上，经襄阳再转输长安。当时江淮租赋，大部分自鄂州运抵长安。正因为江汉漕运线地位的重要，使鄂州刺史一职“尤难其选”。据文献记载，曾“诏择文武全才以镇夏口”，还一度以鄂州刺史“总东南贡赋”。而自湖南、四川前往扬州的船舶，也必以鄂州为中顿码头。李白《赠江夏韦太守》诗中“万舸此中来，连帆过扬州”所描绘的情景，正在于此。战乱结束，武汉虽失却往日军事上的雄姿，但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仍然有所发展，到中唐以后，它的“当荆吴江汉之要冲”的交通优势，迅速表现为商业优势。一方面，因为中唐后商品经济的活跃，促进了长江、汉江的航运业，另一方面，江汉漕运线的升重，提高了它的地位。大江上下汇聚汉水口的北上船舶，更使武汉船埠呈现出异常的繁剧。当时有人称鄂州“闾阎皆土著之安，货币有山积之富”，李白在其诗《江夏行》中说“大江横抱武昌斜，鹦鹉洲前户万家”，还有诗称“居商杂徒偏富庶，地多词客自风流”，足见中唐以后的武汉已成为一个繁庶的新兴的商业都会。宋元明清各代，武汉城市的逐步繁荣，迄于近代列强辟汉口为通商口岸，以至于张之洞在武汉兴办近代工业，推行洋务运动，都是基于武汉区位上的优势和水陆交通枢纽的作用。

其次是武汉周边地区物产丰富，使得城市供养无匮乏之虞。武汉的西边是江汉平原，粮棉充足。四周为江河湖泊环绕，鱼、蛤、虾、蟹取之不竭。饭稻羹鱼是这里居民数千年来的生养方式，即便是生产力低下的时代，也无饥馑之患。东南边的大冶、江西一带，自古就盛产铜、铁、煤等矿产品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武汉江夏区梁子湖、斧头湖沿岸发现了上百座宋元时期的陶瓷窑址群，也足见当时陶瓷制造业的发达，城市人口相对集中，虽说古时的城市人口不多，但同样需要大量的物资供给。武汉周边地区的物产，加之商业、航运业的支撑，使它得以不断生长和繁荣。

其三，武汉的城市布局独具一格，武昌、汉阳、汉口鼎足而立。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有二，一是因为武昌、汉阳在古时被分别作为历代王朝州、府、郡、县的治城，互不统属，始终未形成一个整体。汉口成陆较晚，设县、市更是近代之事，先为汉阳府所辖，后来汉口市又辖汉阳县，三镇真正统一建制，不过50多年。二是更为重要的还是江汉阻隔，二水三分。武昌、汉阳建城较早，汉口则是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，淤起一片土地后，因泊船的方便而渐次扩展为口岸埠镇。然后却得水之利后来居上，明末清初即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。1858年《天津条约》签订时，更为外人所看重，强辟为通商口岸。张之洞督鄂时，修通卢汉铁路，使其交通枢纽地位更加提升，一跃而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业中心。

二、多元共生的文化古城

首先从城市人口的成分看，本籍人少，客籍居多，是一个重要特征。这一特征汉口尤其突出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武汉市区原为河网地带，四周环水，陆少水多，人口原本稀少。二是古时战争频仍，流民迁徙次数频繁。三是城市兴起后，工商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城市。四是与商业贸易和工业发展相联，外省区人口不断涌入。在许多文献上，这种人口成分的记载都不乏其间。如范锴的《汉口丛谈》中对汉口就有这样的描述：“汉口街道宽平，尽铺磐石，五方杂处，客旅居多，词云：石镇街道土填坡，八马头临一带河，瓦屋竹楼千万户，本乡人少异乡多。”从地籍上看，以汉口为例，一是附近天门、沔阳、潜江、汉川等地的难民和黄陂、孝感的农民、小商小贩、小手工业者；二是外省来汉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士，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山西、陕西等省尤多。清代前期，来汉经商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。《夏口县志》记载，1840年以前，汉口商业会馆、公所约38个，其中本地人所建的2个，以行业划分，未载地域者8个，其余皆为外地商人所建；三是外国商民，据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1905年调查统计，外商在汉口创办的公司、洋行、商店等共有124家，总计人数2142人。另据统计，至1911年，汉口各公司增至125家，人数达2862人，这还不包括外国在汉从事政治、外交、军事、宗教等活动的人数。这一特征，从地名上也显而易见，如麻阳街、沔阳街、黄陂街、天门墩、药帮巷等等。在人口构成上，也是商人，或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人口居多。如唐代的鄂州（今武昌），就有“士民工商，联樯如云”的记载见于文献。唐代诗人罗隐有诗描绘汉阳的盛景，称“汉阳渡口兰为舟，汉阳城下多酒楼”。宋代人范成大在其《吴船录》中，对武昌也有类似描绘，文称“沿江数万家，列肆如栉，酒垆楼栏尤壮丽，外郡未见其比”。至于近代的汉口，据《汉口小志》记载，商人所占总人口比例为六分之一。

其二，文化多元，包容共生是武汉的又一特征。如前所述，由于人群的多样性，“本籍人少异乡多”，必然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注入一处。又地当孔道，水陆交通发达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时代，都有一时才俊际会于此，留下影响深远的雄诗名文。武汉自古就是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的会聚之地，列强进入后，天主教、基督教也在此开堂布道，广纳教众。千百年来，各种宗教在武汉均能生根传播，且相安无事，同生共发。反映在建筑形式上，也是多种多样。普通民居以本地青瓦白墙、 木构砖筑为主，而不同地区的会馆、公所建筑，均为原所在地区的风格样式，列强租界建立后，西欧各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，使武汉、特别是汉口的城市建筑，显得更加异彩纷呈。

移民文化特征，在三镇中的汉口更为典型。来自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，使汉口文化由单一的地域文化逐渐衍化为一种复合城市文化。注入的各地文化，最初固守本土文化色彩，最终相互融合，逐渐同化。城市文化的固有特性，一方面改变了外来移民的狭隘地域观念，迫使其加入城市文化共同体，另一方面又改造吸纳移民、尤其是外国移民带来的文化，使城市文化本身形成开放、复合、多元的超地域文化结构体系。

其三，外力楔入，加速了城市的近代化步伐，西方文化元素突入，改变了武汉城市面貌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英、法等国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，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。1861年至1898年，英、德、俄、法、日五国相继在汉开辟了租界。随着西方近代工商业、文化、教育事业的兴办，大量外国人来往或定居于武汉，因而也带来了西方的风俗和生活方式，武汉的人文生态也随之而改观。大量西式建筑的崛起、近代城市形态的生成，使武汉城市面貌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活力，时至今日，这些特征仍然是武汉有别于全国其他诸多城市的标志。

三、风云际会的革命名城

饱经沧桑的武汉，曾屡经革命斗争风雨的洗礼，见证过一次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。元末农民起义，红巾军领袖陈友谅将天完国都定于汉阳，死后落葬于武昌。明代末年，李自成、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控制过武汉，张献忠建大西政权，称王府于武昌。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农民起义—太平天国革命，曾创下三占汉口、汉阳，四克武昌的辉煌战绩。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，也是在武昌打响起义的第一枪，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制政府。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发起者之一，为共产党的创建作出巨大贡献。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在江岸拉响罢工的汽笛。“二七”惨案，不仅没有吓到已经觉醒的中国工人阶级，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和成熟。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，北伐军围攻武昌城41天，武汉攻克后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来，南洋大楼成为国民政府办公地，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，有“赤都”之称。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，武汉在1937年底至1938年底的一年中，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的战时首都。同时，为国民政府西迁重庆，人员和物资向内地转移，发挥了巨大作用。著名的武汉会战，是八年前抗战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、战场规模最广、惨烈程度最巨、伤亡人员最大的一场大战，并由此改变了战略格局。享誉中外的一代名舰中山舰，便是在此次战役中，折戟沉沙于长沙武汉段金口水域。战功卓著的新四军筹建于汉口，并在随后的艰苦岁月里，坚持战斗在武汉外围，他们的战斗足迹至今仍保留在武汉大江南北的土地上。三年的解放战争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武汉人民与黑暗统治相抗争，用智慧和鲜血保护并完整接收了这座华中重镇、历史名城。

人文昌盛的千年古城，演绎过许多英雄故事，创造过无数历史辉煌，因此而积淀出大量的文化遗存。

武汉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近500处，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处，省级108处，市级145处，区级210处；优秀历史建筑180处。此外还有600多处登录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。它们是武汉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。

自然概况

一、地理地貌

武汉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，江汉平原东部，位于东经113°41′-115°05′、北纬29°58′-31°22′之间，最东端位于新洲区徐古镇将军山村，最西端位于蔡甸区侏儒街国光村，最南端位于江夏区湖泗街道均堡村，最北端位于黄陂区蔡店街道李冲村。武汉地势为东高西低，南高北低，中间被长江、汉江呈Y字型切割成三块。武汉城区南部分布有近东西走向的条带状丘陵，四周分布有比较密集的树枝状冲沟，境内大小近百个湖泊星罗棋布，形成了水系发育、山水交融的复杂地形。最高点高程150米左右，最低陆地高程约18米。截至2014年末，武汉全境面积8594平方公里，占湖北省面积的4.6%；市域周长977.28公里，7个中心城区面积863平方公里，建成区面积552.61平方公里。

二、水资源

武汉江河纵横、湖港交织，长江、汉水交汇于市境中央，且接纳南北支流入汇，众多大小湖泊镶嵌在大江两侧，形成湖沼水网。

截至2015年，武汉有大小湖泊166个，被称为“百湖之市”，在正常水位时，湖泊水面面积803.17平方公里，居中国城市首位。汤逊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（面积达47.6平方公里）[15]  ，面积33.9平方公里的东湖在中心城区退居第二，[15]  梁子湖是中国生态保护最好的两个内陆湖泊之一。武汉水域面积占全市面积的近1/4，全境水域面积2217.6平方公里，覆盖率26.10%，人均占有地表水11.4万平方米，境内5公里以上河流165条，水面面积471.31平方公里。武汉市共有水域面积2205.06平方公里，占该市总面积的25.79%，水域面积占比居中国大城市之首。

三、其他资源

截至2015年，武汉市有畜禽、水生、药用、毛皮羽用、害虫天敌、国家保护动物等动物资源。畜禽动物主要有猪、牛、鸡等10余种、70多个品种。鱼类资源有11目、22科、88种，主要经济鱼类有草、青、鲢等20余种。水禽有雁、鹳、鹈等8目、14科、54种。白鹳是国家一类保护的珍贵稀有水禽。特种经济水生物有白鳍豚、江豚、鳖等。白鳍豚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，江豚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。在野生动物资源中，毛皮兽类很少，主要是药用动物、农林害虫等。武汉市粮食作物共240多个品种；经济作物，共50种；鱼类资源，共11目11科88种，水生动物，共有8目14科45种。截至2015年底，武汉共发现38种矿藏，其中已探明储量的矿种有24种（不含地下水），占全省已探明储量矿种的30.38%。累计探明储量96125.65万吨，保有矿产储量79829.75万吨。非金属矿产资源中膨润土、冶金白云岩、玻璃石英砂岩的储量居全省首位，石膏的储量规模居全省的第三位。全市已探明储量的矿产地数384处，其中大型矿产地有4处、中型矿产地有10处、小型矿产地有43处、矿点327处。

人口民族

截至2015年末，武汉市常住人口1060.77万人，比2014年增加26.97万人。户籍人口829.27万人，增加1.96万人。其中，农业人口267.68万人，减少0.37万人；非农业人口561.59万人，增加2.33万人。人口自然增长率7.04‰,其中，人口出生率12.87‰，人口死亡率5.83‰。人口净迁移率－1.78‰。武汉是一个多民族散杂而居的城市。截至2014年，武汉共有50个民族，其中少数民族49个，共5.42万人，占全市总人口的0.7%。少数民族中，回族人口最多（2万多人），其次是土家族（1万多人）；2000人以上的其他民族有4个，即满族、壮族、蒙古族、苗族；100人以上的民族有12个，即侗族、瑶族、朝鲜族、畲族、白族、土族、布依族、彝族、黎族、维吾尔族、藏族、锡伯族。全市13个区均有少数民族居住，其中，洪山区人数最多（1.43万人），汉南区最少（119人）。

经济

2015年，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10905.60亿元，居中国大陆城市第八位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比2014年增长8.8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359.81亿元，增长4.8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4981.54亿元，增长8.2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5564.25亿元，增长9.6%。人均生产总值104132 元，增长6.8%。“十二五”时期，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44792.37 亿元，是“十一五”时期的2.2倍；年均增长10.4%，低于“十一五”时期平均增速4.3个百分点，其中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年均分别增长4.6%、11.6%和9.8%。三次产业结构由2014年的3.5:47.5：49.0调整为3.3:45.7：51.0。第三产业占比提高2%。

第一产业

2015年完成农业总产值620.28亿元，比2014年增长4.8%。其中，种植业359.16亿元，增长5.2%；林业9.95亿元，增长11.7%；牧业135.27亿元，增长1.2%；渔业91.81亿元，增长5.0%；农林牧渔服务业24.09亿元，增长19.3%。粮食种植面积214.76千公顷，比2014年减少1.57千公顷。棉花种植面积12.52千公顷，减少8.70千公顷。油料种植面积86.90千公顷，减少0.86千公顷。蔬菜种植面积174.07千公顷，增加4.99千公顷。粮食产量127.00万吨，比2014年减少0.1%。棉花1.65万吨，下降19.4%。油料18.33万吨，下降1.2 %。蔬菜742.30万吨，增长4.2%。生猪出栏304.04万头，下降2.2 %。家禽出笼5247.40万只，下降4.6%。禽蛋产量22.92万吨，增长4.0%。牛奶产量9.04万吨，增长13.7%。水产品产量52.46万吨，增长3.8%。乡村休闲游综合收入58.2亿元，比2014年增长13.5%。赏花游接待游客2537.8万人次，增长8.5%。 

第二产业

武汉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，拥有钢铁、汽车、光电子、化工、冶金、纺织、造船、制造、医药等完整的工业体系。 

2015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081.91亿元，增长8.4%。其中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.5%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6.8%。其中，制造业增长8.3%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.7%。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11户。产值过100亿元的企业17户，过10亿元的企业121户。在11大工业行业中，5个行业产值超千亿元，分别是汽车及零部件、电子信息制造、装备制造、食品烟草和能源及环保业。 

2015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1232户，建筑业增加值906.98亿元，比2014年增长7.1%。建筑业总产值6016.26亿元，增长3.0%。“十二五”时期，建筑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.6%，低于“十一五”时期平均增速2%。

第三产业

截至2015年底，武汉共有武商集团、中商集团、中百集团（前三者成立武商联）、汉商集团四家纯商业上市公司，1992年上市的武商集团是中国最早上市的商业企业。2012年，中百集团、武商集团、中商集团分别位列中国零售企业第18、20和47位。中百仓储、武商量贩、中商平价、中百便民超市4家连锁超市跻身中国快速消费品连锁50强，同济堂药房、马应龙大药房2家药店入围中国药店销售30强。武汉有达标百货店11家，金鼎百货6家，仅次于广州，居中国第二。武汉广场曾创造了中国零售单体经济效益“十连冠”的中国零售业记录。武汉也是国际独立零售商联盟（IGA）中国区总部所在地。 

武汉是中国首批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之一，是外商投资中部的首选城市，在武汉所有外商投资中，港资比重最大。武汉是法国在华投资额最高的城市，占法国在华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。截至2012年底，境外世界500强已有98家在汉投资，居中国中西部地区首位。其中，比利时安海斯-布希英博（Anheuser-BuschInBev）、德国拜尔斯道夫（BeiersdorfAG）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武汉，美国威瑞森电信（Verizon Communications）、德国博世（Bosch）将中国区总部落户武汉。 

武汉是同时具备金融市场、金融机构、金融产品三要素的城市。截至2015年底，共有汉口银行、武汉农村商业银行、湖北银行、合众人寿、长江财险、长江证券、天风证券、交银国际信托等13家金融机构总部设在武汉。金融机构在汉签约入驻的后台服务中心达31家，位列中国第一。有包括东亚银行、法国兴业银行、日本瑞穗实业银行、汇丰银行、渣打银行、三菱东京日联银行、韩国企业银行、台湾土地银行 、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等9家外资银行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32家，证券、期货业单位102家，保险公司54家。武汉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中部地区唯一的跨省级分行——武汉分行所在地（辖鄂湘赣三省），银行密度居中国第五。2011年末，有上市公司57家，总数居中国第7，武汉还是除上交所和深交所之外唯一合法的场外交易市场——“新三板”的中国首个扩容试点城市。

武汉是会计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，截至2015年末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3家在武汉设立办事处，分别是（安永、德勤、普华永道），信永中和、中瑞岳华等国内知名会计事务所也在武汉设立分支机构。武汉也是ACCA、CMA、CPA、CFA等财经行业重要资格认证的考点之一。 

2015年，武汉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9393.16亿元，比2014年增长16.1%。其中，住户存款6059.03亿元，增长5.8%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7135.79亿元，增长18.4%。境内贷款中，短期贷款3918.26亿元，增长2.7%；中长期贷款11346.95亿元，增长17.1%。消费贷款2834.60亿元，增长36.1。其中，个人住房贷款2421.46亿元，增长39.1%；个人购车贷款170.38亿元，增长30.7%。总部设在武汉的金融机构23家。在汉设立或筹建后台服务中心的金融机构33 家。上市公司累计62家，其中，境外16家，境内46家。  

2015年，武汉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2.24亿元，比2014年增长11.6%。其中，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3519.32亿元，增长9.9%。按行业分，批发零售业零售额4626.71亿元，增长11.4%；住宿餐饮业零售额475.53亿元，增长12.7%。“十二五”时期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20091.54亿元，是“十一五”时期的2.1倍；年均增长14.7%，低“十一五”时期平均增速3.2个百分点。

2015年，接待国内旅游者21032.98万人次，比2014年增长10.0%；接待海外旅游者202.27万人次，增长18.6%。实现旅游总收入2188.97亿元，增长12.3%。其中，国内旅游收入2115.23亿元，增长11.8%；国际旅游收入12亿美元，增长28.5%。年末旅游景区36个，其中5A级3个，4A级15个，3A级17个。旅游星级以上宾馆81家，其中五星级14家，四星级29家，三星级29家。2015年举办各类展会节事活动823场。其中，展览336场，会议297场，节事活动190场。举办3万平方米以上展览21场，其中，3-5万平方米展览9场，5-10万平方米展览5场，10万平方米以上的特大型展览7场。举办展览总面积约达307万平方米，比2014年增长10.4%；参展参会客商1404万人次，增长17.5%。（消息来源：武汉设计网）